《论语》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记录，这是孔子晚年68岁回到故国家乡，学习《易经》后的自省自答，大意是如果再给多几年，让其50岁左右接触并学习《易经》，自己就不会犯大错了。孔子为什么这样说呢？
史载，孔子51岁出仕为鲁国中都宰，52岁由中都宰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摄相事。50岁前后的孔子可以说是志得意满，迎来了他一生的高光时刻。那时身居高位的孔子，为报答鲁国国君的知遇之恩，一心想着削弱鲁国权臣、还大权于国君，结果得罪权贵，被迫下台。《史记·孔子世家》记录，孔子在鲁定公十三年（孔子约55岁）离开鲁国，背井离乡，四海为家，“凡十四年而反乎鲁”，即14年后返回鲁国（孔子约68岁），“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这时孔子终于有时间定下心来总结自己的思想和学问，随后才有“孔子晚而喜《易》”的事。孔子喜欢读《易经》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史记》记载，孔子学习《易经》，都曾把穿竹简的牛皮条翻断了很多次。
孔子研究《易经》后，发觉如果自己能早读这本书，就可以避免过去铸成的一些较大过错。这表明，孔子是一个极真诚坦荡的人，他勇于承认自己过去犯了大错，并且还承认这些错本是可以避免的。那么孔圣人犯了什么“大过”呢？
我以为大概是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忽略、拖累了家庭，愧对其妻儿吧。
孔子奔走他乡的这10多年，其妻子丌官氏与儿子孔鲤承担了家里的一切。可以想见娘俩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孔子得罪了权贵，他们肯定不会让孔家有好果子吃的。苦日子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但从历史记载的一些粗线段，仍可感知得到：孔子返回故国的前一年，妻子丌官氏去世，当时67岁的孔子远在卫国，无法赶回奔丧；孔子归国后的次年，儿子孔鲤英年早逝。如果孔子在家，丌官氏与孔鲤的日子或许会好得多，孔鲤恐怕不会早逝，别的不说，至少免了娘俩对孔子的思念牵挂之苦之累！
这似乎还不足以证明孔子深深自责的就是上面这些。我们再往后看，《论语》记载，有人问耄耄之年的孔子说：“您为什么不当官参与国家政治呢？”孔子答：“孝呀！只有在家庭孝顺父母，才能推广到友爱兄弟，并把孝悌的精神扩展、影响到国家政治层面，这也是参与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当官才算参与政治呢？”从此在家一心一意抚育孙子并兼顾研究学问，表明此时孔子有多么的在意和重视家庭生活的重要意义。而此后儒家的继承者无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人生信条！这或许就是孔子满怀家国情怀的历史渊源吧。
还有一点有助于印证上述观点。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天命即先天所赋予人的东西就是本性天性，遵循天性就是道。那既然50岁左右的孔子就已知晓其天命如此，应及时回归家庭，却为何不认命，非要远走他乡呢？这是因为孔子那时还没有认真学习研究《易经》，尚未领悟其中的道理。而“……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显然是他七十岁以后读通读懂《易经》的人生归纳。
那么为什么《易经》会给孔子这样的启发及感悟呢？我以为或许是《易经》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统一观，或许其中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系统联系观，或许其中有“盛极而衰、否极泰来”的循环往复观……回顾50岁左右的孔子，当时深受统治决策层的信赖，其雄心勃勃在国家层面推行改革，似乎其政治理想即可实现。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方向或结果，这就是《易经》中一阴一阳的道理，而孔子对当时改革的失败或许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更不用说有《易经》精神的指引了，故痛定思痛，孔子事后才有“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感悟吧。
孔子的仕途及改革遭受重挫，他因此而背井离乡，历经苦难，也拖累其家人经受生活重压之苦，但孔子的思想因此而更深邃、更适世，最终为最广大的炎黄子孙所接受并付诸实践。他以一己一家之苦，换来了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世代之甜，这何尝不是《易经》中一阴一阳道理的生动印证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不生仲尼，万古犹长夜”……这些绝非虚言，孔子从《易经》中不但领悟到“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更超越于此，倡导人类应当避免与动物简单同一，倡导提升人之道德与精神，让人真正肩负起万物之灵的价值担当！
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即便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在50岁未学习研究《易经》之前，仍然难以避免大错。看来，作为炎黄子孙的吾辈，还得学习好“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易经》等传统经典，领悟好其中的大道至简，守护好民族精神家园，传承弘扬好优秀传统文化。
文全，广西桂林市全州县大西江文家村人，武汉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毕业，现在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自认为是一名中华传统文化爱好者和笃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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