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
年12月蒋余荪进县城，年1月便碰上恭城土匪暴乱。1月，新全县人民政府开始征粮，即向地主、富农等富裕人家派粮，全州的土匪活动加剧。当时在农村中蛊惑人心的谣言依旧很多。如：“国民党退得快，解放军来得快，穷人死得快。”“李宗仁、白崇禧打到了柳州，旧历年关到桂林过年；上山的土匪到全州过年。”
考虑到蒋余荪在全州的影响，一些闹暴动的土匪也拿蒋余荪来作文章：“在旧历年底前暴动，要抢走蒋余荪、蒋八桂、王谷丰等在押人员。”这谣言也许是土匪本意，是他们想营救出有影响的蒋余荪来壮大自己的声势。当时全州的“反共救国军”“九路军”“地下军”也很活跃。土匪们的谣言，弄得人心惶惶。少数参加土改工作队的人，由于意志不坚决，害怕被暴动的土匪拿去，虽然穿了灰色工作服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并从事土改工作的人，也放弃了手里的工作，跑回老家种田“避难”。
而土匪的活动也并非仅停留在谣言上。年1月，伍健林（两河源东人，曾担任桂北人民解放总队第六大队第三中队第七武工队队长）带王于龙（永岁人）、唐龙宝（全州镇邓家埠人）到全州镇大贵村征粮，上该村的老鸦岭时遭到土匪袭击，伍建林挨了一枪。共产党征粮队在咸水区征粮，也遭到土匪的袭击。驻咸水鲁塘村的全州县干校征粮队，由于警惕性不高，遭到土匪赵壁武装的袭击，被抓走一组学员，区武装队被夺去步枪十多支，这就是当时有名的“鲁塘事件”。
兴安人赵璧原是桂林绥署参议，于年1月22日在桐油山组建“桂北人民反共纵队司令部”，推出5个支队番号，计人枪，其中第四支队蒋伟股，是土匪骨干力量，活动于县城东西南三面。到了年3月，匪乱达到了高潮。他们杀人放火、掳掠奸淫、抢劫国家公粮、攻打我区人民政府，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百仁陈海清股，杀农民数十人投入岩眼内；蒋伟股所部王书田在朝南枫木山灌山村伏击解放军通讯班，3名解放军牺牲。全县土匪共抢劫公粮16万余斤，民粮2.7万余斤，耕牛29头等众多财物。
土匪的嚣张活动，吓住了一些胆小的人。如年11月底，专门培养地方干部的全县地方干部学校在开学时有学员多人，在土匪们通过各种手段的威胁、恫吓下，一些胆小的学员相继离开了学校，到年二三月结业时只有余人了。
当时动荡的局势，以及土匪放出营救蒋余荪的谣言，也加深一些执政的县领导对蒋余荪的猜忌。蒋余荪进城后，因为他投诚较晚，政治资本不多，不为县领导所信任，所以王斌吾没敢放蒋余荪回去，害怕放蒋余荪后，蒋余荪会成为土匪们的领头羊，影响全州的稳定大计。特别是元宵节前后，县委加强了蒋余荪驻地的防守力量，就是担心有人劫了蒋余荪出去。后来邓崇济说，原来是没有计划软禁蒋余荪的，可当时土匪闹得凶，而县城县大队力量弱，驻军又不多，担心蒋余荪回去闹事，到时攻破县城就麻烦了。
蒋余荪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软禁在广西银行全县支行的大楼（现保险公司的地方）。他给蒋八桂等土匪头子写的劝降信，实际上也是在软禁期间写的。按王斌吾最初的意思，也是打算软禁蒋余荪一阵子，待全州的形势稳定后就放蒋余荪回去的。岂料这么一来，便为蒋余荪遭受枪杀埋下了一大隐患。
年2月28日，蒋余荪被送往桂林军分区学习。其实，送蒋余荪去学习仍是政府软禁他的借口，其目的正如一些剿匪史料所载：“为了铲除匪根，控制那些反革命骨干以免带头上山作乱，因而我县将所有县团级以上的敌伪军政人员送军分区受训。如蒋山、邓国英、廖显明、赵德堃、吴淞、戴潢、滕瑞龙、唐宏范、贺皆齐等。”蒋余荪在被送往桂林军分区学习时，被转公安处，被从严控制。蒋余荪在学习期间，主管人员让其交代罪行，与在县里一样，蒋余荪没有认罪。蒋余荪在桂林军分区学习期间，全州剿匪工作仍在进行。蒋余荪在桂林学习结束后仍旧回到了全州。同年3月，也就是在蒋八桂股土匪被招降不久，一直负责处理蒋余荪问题的邓崇济被调往桂林专署工作，副县长陆文中接替了他的职位，继续开展剿灭土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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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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