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被当成物品一样调剂？7月5日，一份落款为全州县卫生健康局，关于唐月英、邓振生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在网上引起热议。
告知书中提到：根据20世纪90年代全区计划生育工作严峻形势，对违反计生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强行超生的子女中选择一个进行社会调剂……
而在这份告知书背后，是一个骨肉分离的凄惨寻子故事——据媒体报道，年，唐月英、邓振生夫妻在交了元超生罚款后，夫妻二人未满一岁的第七个孩子被抱走，至今下落不明，骨肉分离近33年。
他们谋求信访渠道，却只得到了告知书上的答复：孩子在当年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了，所以也“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至于超生孩子的去向，“没有留任何记录”。
这个故事让无数网友瞠目结舌。
首先要指出的是，此事是一起陈年旧案，孩子被抱走“调剂”发生在年，而非当下。
在严格限制生育、控制人口的那些年里，一些基层地区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层层加码，上演了不少社会悲剧和荒诞故事，但荒唐到把孩子集中“调剂”，确实是闻所未闻。
孩子怎么说也不是物品，不是商品，是母亲的亲骨肉。对于已经发生的超生行为，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罚款即可，执法部门没有任何权限对孩子进行额外处置。
在夫妻二人缴纳了超生罚款之后，还强行抱走“调剂”，不留下任何线索，等于是在人为制造骨肉分离的人伦悲剧，它和人口拐卖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事实上，为了控制总人口，前些年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即便有着清晰的生育调节目的，也没有任何一条规定提到，超生的孩子，可以由计生部门从父母手上抢走，“调剂”给别人。
不少网友质疑，在此事背后，存在着一些非法的拐卖利益链。这种质疑不是空穴来风。
首先，“调剂”超生孩子，没有任何法律和政策依据；其次，当地声称没有留任何记录，也不符合常识。
如果“调剂”是当地的一种土政策惯例，那么不可能没有任何记录，除非所谓的“调剂”本身就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如一些网友所质疑的，表面是“调剂”，实际上是把孩子卖了，担心追究，所以才故意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面对汹涌的民意，全州县方面称，“相关信息在核实中”；桂林市卫健委则答复，正在协调处理此事。
舆情发酵之后，随着当地开展调查，这一荒唐的历史遗留问题，真相相信很快会揭晓。但这样的剧情走向本身就很讽刺。
要知道，唐月英、邓振生夫妻为了寻回孩子，已经足足奔波了近33年，甚至不得已走上了信访的救济渠道。
然而，在告知书中，他们的信访诉求，却遭遇了不予受理的闭门羹。更讽刺的是，不予受理的理由，还是严重违法的历史政策。
如果当地相关部门稍微有点良心，对于夫妻二人的寻子诉求，不至于如此冷血。从给历史政策纠错的角度看，也应该积极协助，而不能因为年代久远就不予受理，让悲剧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加深。
现在全网热议此事，当地开展调查。但需要追问的是，在所谓的“社会调剂”背后，受害的家庭是否只有这一个？如果不止一个，那那些沉默的受害者，他们的诉求该如何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看到这个新闻时，有不少网友对二人生育七个孩子的细节表示吃惊。
这里我想给大家强调一下，在当年的环境下，很多家庭都是本着生得多才能养得活的观念，所以没有什么优生优育的概念。再者，生七个孩子，也绝不是可以抱走“调剂”的理由，更何况他们已经缴纳了超生罚款。
从今天回过头看，当年的计生政策本来就有一些历史局限。现在总体人口增长放缓，对当年的一些超生行为，应该有更合理的价值评估，而不能继续当作他们二人的一种原罪。
正义可以迟到，但绝不能缺席；历史遗案，也绝不是可以弃之不管的理由。在悲剧已经发生近33年后，我们应该给唐月英、邓振生夫妻一个公道。
接下来，有三个重大问题需要解答。
第一，夫妻二人反映的“要求追究高丽君等人涉嫌拐卖儿童一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信访诉求中，“高丽君”到底是何人，还牵涉哪些责任人，必须查清楚，该问责问责。
第二，唐月英、邓振生的孩子，到底被“调剂”去了哪里，必须追根溯源，尽力让亲人团聚。
第三，当地当年的“调剂”到底涉及哪些家庭，背后有没有买卖超生孩子的行为，同样要全面调查清楚，给社会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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