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山水甲天下，而这两天将桂林送上热搜的不是山水风光，而是一纸红头文件。
桂林下辖的全州县位于湘桂交界，常住人口约在57万，以出产生猪闻名。这份来自全州县卫健局的文件是对县信访局的回复。事由是“要求追究高丽君等人涉嫌拐卖儿童一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看完这份文件，只能让人想到“无理狡辩、冷漠无情、推卸责任”。首先文件证实了有关人员将超生孩子抱走的违法事实。当事部门罔顾违法实情，而是狡辩说是维护国策、执行上级命令，自身并无过错。最令人寒心的是，面对他人的骨肉分离，文件里没有共情和同情，只是冷冰冰地回复，“没留存任何记录”“不予受理”。
当事人唐某英在接受凤凰网视频采访时说，已经找了小儿子30多年，最近报了案警察才去查。“他们抢走我的孩子，就是拐卖儿童”。唐某英二女儿说，当时父母已经交了两千罚款，卖了家里的猪、稻谷，但之后又被告知罚款六千不封顶。
九派新闻评论说，全州有关部门也有责任还欠账。孩子被抱走，唐某某、邓某某的痛苦可想而知。过去了二三十年，仍然余痛未消，唐某某、邓某某的悲戚让人感同身受。常说“以百姓之心为心”，如当地相关部门应该主动帮他们寻找被调剂的孩子，哪怕难度不小，也要知难而进，而不能简单以“我局对你们提出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来打发唐某某、邓某某。
新京报则评论说，如果说那份《告知书》中“社会调剂”的说法，冲击了最基本的人伦道德底线，那么，“没留存任何记录”“对你们提出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等缺乏起码温度的冷漠表达和决绝态度，则更加剧了“社会调剂”带给当事人以及社会的情感冲击。
10年前，有一篇关于超生儿童的报道引发巨大轰动。这篇发表在《新世纪》周刊上的《邵氏弃儿》，报道了在至年间，湖南邵阳计生部门为收取“社会抚养费”，将“非法”婴幼儿强行抱走，送入邵阳福利院，统一改姓“邵”。福利院与人贩子互相勾结，收买婴幼儿，并将其变为“弃婴”，送入涉外收养渠道，从中牟利。
当地政府后来的调查结果是“未发现买卖弃婴行为”，有12人因“违纪违规”受到了处分。
华南理工大学的两名研究者——吴秋菊、林辉煌曾在年第5期的《江西财经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改革乡村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平衡》的学术论文。该文中提到，上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后，税费征收和计划生育成为基层中心工作，为完成任务，乡村干部想方设法，不乏粗暴、违法之举。县乡政府甚至与基层干部结成利益共同体,在一定范围的灰色地带中获取利益。
全州县的已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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