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九年（），由梁宗乾主修的白石谢氏一修族谱首卷，刊载了一篇署名为清代名臣谢济世的亲笔序文，同时还有长沙知府吕肃高、翰林张九钧等所撰写的序文与之配套呼应，阵营可谓强大。这是白石谢氏改姓修谱的纲领性系列文章，发布者企图通过它向世人昭示，白石梁氏部分族人开始进行的“脱梁返谢，改姓修谱”行动，得到了当时官方和谢济世、段海生、吕肃高、张九钧等达官名人的支持，是符合官方要求的行为。笔者查询了许多历史资料，对这几篇文章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考证，发现都是刻意伪造的假文章，涉及到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现将相关依据与考证分析结果公诸于众，请大家明鉴。
《谢济世序文》等文章涉及人物简介
（一）谢济世生平简介
谢济世(-年)，字石霖，号梅庄，广西全州县龙水镇桥渡村人，清朝文学家，著名言官，为官清正，铁骨铮铮，疾恶如仇，不畏权贵。一生四次被诬陷，三次坐牢，两次丢官，一次陪斩，一次充军，历尽坎坷，充满传奇色彩。
谢济世从小聪明过人，12岁曾代父作《观风制艺》，康熙四十七年（），举乡试第一。康熙五十一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卷入文字狱而被罢官。雍正四年()，改任浙江道监察御史，旋参奏河南巡抚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十条，为世宗疑受直隶总督李绂指使，结成“科甲朋党”，被革职，是年发往新疆阿尔泰军前效力，讲学著书不辍。雍正七年()，又被振武将军锡保告发在军中批注《大学》、《中庸》，诽谤程朱，讥刺时政，十月入狱，十一月陪绑陆生楠押赴刑场，从宽免死，做苦差赎罪。
清高宗即位，召济世回京，任为江南道御史。乾隆三年（），授湖南粮道。乾隆八年正月，向湖南巡抚许容当面揭发李澎、樊德贻等两知县劣迹。许容反向朝廷诬告，而被解任；后得昭雪，补授湖南驿盐长宝道。乾隆九年()六月，湖南代巡抚蒋溥密奏其谬附舆论，最后以老病致仕。乾隆二十年(年)家居十二年后卒。著有《梅庄杂著》，《大学注》，《经义评》，《西北域记》等。（详见《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三.列传八十谢济世传》）。
（二）段海生生平简介
段海生（-），字涵川，号清湘，湖广常宁朱田（现常宁市三角塘镇朱田村）人，生于康熙乙亥年，雍正八年（）庚戌科三甲进士，例授邑令，以亲老姪幼请改长沙教授，乾隆元年病卒，撰有《听鹂记》。（详见《常宁县志.海生严生合传》）。
（三）吕肃高生平简介
吕肃高，字幼恭，号南村，河南新安人，康熙五十九年庚子()举人，官江西吉安、湖南常德，乾隆十一年（）起任长沙知府，曾主持修纂《长沙府志》,离任时“百姓建生祠，刻吕公德政歌”，可见其为政甚得民心。著有《南村诗草》及《孝睦田规则》等，是当时河南享有盛名的新安吕氏诗人。(详见《中州先哲传·名臣》和《新安县志》)。
（四）张九钧生平简介
张九钧，湘潭人。生于康熙壬午（），雍正元年（）贡生；雍正十一年癸丑科（）二甲第二名进士，官刑部郎中，多次决断疑狱，出为河工道、江宁驿盐道，迁河间知府，浙江温处兵备道；以事降级；乾隆丁丑（）恢复原官，例授中宪大夫（正四品上），卒于乾隆己丑（）；著有《甄斋诗集》。(详见《湘潭县志》和《两湖张氏家乘》)。
（五）梁宗乾生平简介
梁宗乾(-)，郡庠生，字元资，号易居，涟源市枫坪镇三角村人，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十月二十七寅时生，寿七十七，乾隆四十年乙未五月二十六戍时故，葬布袋冲奉形金枧穴上排申山寅。(详见《白石谢氏族谱》)。
二、对《谢济世序文》的分析考证
将《谢济世序文》所叙述的内容与相关的人物历史资料进行比对，可发现大量与事实相悖之处。而且，错假谬误之荒唐，实属罕见，令人啼笑皆非。
（一）文章所记录的事件与当事人生卒时间相悖
文中说，在辛酉（年）首夏，长沙教授段海生携门生梁宗乾拜见谢济世。可是，据《常宁县志.海生严生合传》记载，段海生早在此次江上见面五年之前的乾隆元年（）就已因病辞世了（详见《常宁县志.海生严生合传》），两人如何可能聚首。如果常宁县志记载无误，段海生与谢济世辛酉（年）首夏相见之事，便成了一桩阴阳两界聚会的奇闻。
清嘉庆常宁县志对段海生生平事迹的记载由于年重修的《段氏族谱》中记载段海生死于乾隆戊子岁（年），与《常宁县志》记载相差22年。另外，查《明清进士名录》和《常宁县志》，段海生是雍正八年（）庚戍科进士，而该《段氏族谱》记载为雍正丙午科（年）进士，两者相差四年。为此，笔者曾专程去段海生家乡常宁县朱田村进行了走访调查。据朱田段氏几位族老介绍说，民国年间家族修谱时，由于海生公四代后无传，没有后人提供资料，信息匮乏，也没有与《常宁县志》等历史记载进行核对，因此导致年重修的族谱与县志记载出现了矛盾。段氏族人秉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愿意客观面对谱书中存在的遗误。
常宁朱田段氏族谱对段海生生平的记载段极生为堂兄段海生撰写的海生传笔者认为，即使是按《段氏族谱》中存在疑窦的记载推算，段海生辛酉（年）携门生梁宗乾拜见谢济世之事，也很难成立。段海生是雍正庚戌（）开始任长沙教授的，到辛酉（年），应该当了整整11年的正七品长沙府教授之官。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了解，清王朝为了强化官僚机构控制，采用严格的流官制度，即官员由朝廷任命、不世系、有品级、有任期（一任三年）。而据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李国祁对清朝五万余名地方官的任期所做的量化分析，发现50%的地方官任期只有一年左右，75%～80%的任期在三年以下。朝廷哪里会允许段海生连续做11年以上的长沙府教育行政长官，既不提拔，也不轮换。岂有这样的道理？
段氏族谱（二）文章提到的见面地点文昌阁当时并不存在
文中说：“任治载归，解缆湘潭文昌阁下，有舟泛江来...”根据载于清康熙刊《湘潭县志》中的张璨所撰《重修万楼疏》的记载，大约于清康熙四十年辛巳岁(年)，由县令章文煜主持三修，并改万楼（此前一直被称为万楼）为文起楼，意寓重教尊文。约在清雍正十年(年)，万楼再次被毁，直到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岁(年)才完成四修。文中所讲到的见面时间“辛酉（年）首夏”，此时“文昌阁”已被毁。即使有废墟存在，也应称作“文起楼”（当时还没有文昌阁之名）。
乾隆湘潭府志对万楼的记载乾隆湘潭府志对万楼的记载（三）文章的署名与历史记载不符
文中谢济世称：“余解湖南监察副史分司长宝任治载归”；文末署名为“赐进士第翰林院编修特授湖南监察副使分司长宝道粤西嗣宗济世撰”。这个署名与《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三.列传八十谢济世传》（以下简称《清史稿》）的记载有以下几点不符。
谢济世没有做过翰林院编修。《清史稿》记载（谢济世）：“五十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雍正四年，考选浙江道御史....”。查清代官制可知，翰林院的编修与检讨是有区别的。检讨（从七品）地位低于编修（正七品），常以三甲进士出身之庶吉士留馆者担任。
谢济世没有任过“湖南监察副使分司长宝道”。《清史稿》记载：清高宗即位（年），召济世回京，任为江南道御史；乾隆三年（），授湖南粮储道；乾隆八年（），补授湖南驿盐长宝道；乾隆九年()六月，以老病致仕。况且，清朝官制中也没有“监察副使”这个官名。文中所提到的“辛丑（）首夏”这个时间段内，谢济世正担任湖南粮储道。何来的“解湖南监察副史分司长宝任治载归”？
谢济世不是“赐进士第”。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和“谢济世朱卷档案”记载，谢济世是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三甲第七十六名进士。按照明清科举制度规定，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谢济世应该自称“赐同进士出身”才对。以其一代名宦的名节，绝不可能冒充“一甲进士”，自称“赐进士第”。（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清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进士榜）
4、谢济世不会草率自称“粤西嗣宗”。嗣宗有同宗和家族中德高望重长辈的含义。文中说，谢济世与梁宗乾是初次见面，暂短交流，世系源流都未经严格考证核查。以谢济世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决不会贸然与一位陌生梁姓之人攀亲论辈，更不会妄自称大。
上述所列举落款署名的失误之处，都属于常识性错误。据史料记载，谢济世是清代御史出身的官员，素以治学严谨，办事认真，刚正不阿，一丝不苟而著称于世。况且，他对自己的履历官职是最清楚的，如果此文确实出于他手，是决不会出现这些羞辱自己的低级错误的。
（四）文章所描述的情节有失常理
文中云：“有舟泛江来，载酒庖羔，叩船请见，则知长沙教授段君海生也。段君则携其门生，湘乡梁子宗乾以进。”从以上描述可见，段海生与梁宗乾是截江泛舟，突然来访，谢济世事前并不知晓。
按该文所讲，谢济世当时“任治载归”，也就是因私回家。以谢济世的清廉为人，乘的一定是一叶普通小舟，而且会悄然而行。在当时通讯条件极其落后，事前又未约定的情况下，在辽阔广袤的大江之上，如何能找到谢济世所乘小舟？即使能找到，也要在江上长时间飘荡等待，多人帮忙，四处搜寻。按文所述，梁宗乾只是一名郡庠生，如何可能搬动身为长沙教授，年近五旬的进士段海生？并且费时劳神，陪他从长沙一路追到湘潭，还要在湘潭江面上，忍饥耐热，苦苦追寻。这样的故事情节，显然有失常理。
（五）文章所描述的宗乾表现不合儒家礼节
文中说，“梁子曰：粤之与楚不隔耳，山起岷床达黔岭，由斗门入全桂，粤之澳区焉，由衡岳至邵陵龙山湘邑，负岳之阳也，水出大庾而分南为漓入粤，北为湘入长沙，犹公先之与吾先欤，顾公以不世才，为宗宠生......”梁宗乾的这一大段议论粤楚山水地理和赞扬谢济世的文辞，离题万里，而且占了整个文章篇幅的两成之多，实在叫人莫名其妙。谢济世、段海生都是年长位尊的当朝进士，名满天下的达官名儒。梁宗乾一介布衣小生，如何可以班门弄斧，在长辈老师面前，天文地理，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夸夸其谈。此段发言除了自诩文采不凡，知识渊博外，与文章的主题根本不搭界。如果真是谢济世本人撰文，是不可能记录这一大段不合儒家礼节和赞扬自己的言论的。
清代硃卷集成清代硃卷集成谢济世档案笔迹存在刻意模仿痕迹
笔者曾将这篇所谓谢济世亲笔原文与其留存在世的真迹笔墨，请公安系统的笔迹专家进行查看鉴定。他们认为，序文笔迹与谢济世遗墨存在较大差异，序文有明显刻意模仿痕迹，他人临摹书写的可能性很大。
三、对冠名吕肃高、张九钧所撰写序文的考证分析
此二篇文章，是与所谓“谢济世序文”配套呼应之文，其用意是借吕肃高、张九钧两位名人之口，除为证实谢济世确赐祠匾、已认白石谢氏为同宗外，还要表白谢祥钦是不得已，而改为梁姓；并赞扬子孙后代不忘谢祖，时刻惦记恢复谢姓，是“仁也”，为“脱梁返谢，改姓修谱”大造舆论。但仔细考证此二文，发现其前后矛盾，漏洞迭出，与前面分析过的“谢济世序文”如出一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描越黑。
（一）对冠名吕肃高之文“予膺”的考证分析
不分东西，缺乏地理常识。文中云：“简命治篆星沙，岁壬申有事於辰，由潭而湘，过梁氏宅，宿其祠。”星沙即长沙，湘潭简称潭。吕肃高官衙在长沙，岁壬申因事来到湘潭，又从湘潭到了湘乡。而白石梁氏居湘乡县乌竹山白石村（现枫坪镇白石村），位于湘乡以西约华里的偏远之处，距离长沙有余华里。吕肃高“由潭而湘”，如何可能舍近求远，南辕北辙，绕道几百里路，去刻意“（经）过梁氏宅”？
夜宿族祠，不符清代官场之道。白石村地处偏僻山区，距离涟水河不下十里。在首选乘船出行的古代，从长沙到此要逆流而上，需四、五天时间，交通十分不便。吕肃高作为一位堂堂四品知府，如果不是秉承圣意或者事关重大，如何可能千里迢迢，屈尊到如此偏远的山村去视察？
如果真有此行，一定会有湘乡知县等沿途大小官员陪同，地方乡绅远迎近接，前呼后拥，队伍庞大，人数众多，白石梁氏祠堂如何能容纳这么多人宿其祠？那么吕肃高至少要下榻在附近有条件安置其一行的蓝田或集祥（现杨市）。吕肃高白石之行也将是当地、当时的一个重大事件，对白石村更是百年不遇的耀祖荣光之举。为此，我们专门查阅了安化和湘乡县志，以及蓝田和杨家滩镇志。根本没有发现有关此事的任何记载。就连白石族谱，除了这篇所谓的吕肃高写的“予膺”文外，也没有半点笔墨痕迹。岂不是啧啧怪事。
巡乡无诗，不合吕肃高诗人性格。吕肃高是清代在河南享有盛名的新安吕姓诗人，著有《南村诗草》等诗集。按“予膺”一文所述，他长途跋涉，兴致勃勃，光临湘中偏僻山村，初次见此原始美景，岂能不赋诗抒怀？另外，白石村民也一定会恳请知府大人题词，留下墨宝。吕肃高既然能亲临白石，又看到了谢济世题写的祠额，以其诗人豪爽性格，又岂能拒绝？但诗文和墨宝均无，实在不合情理。
临考改姓，有悖读书人常理。文中云：“已而，梁生友会、宗乾、宗德、庙谦、庙珏、庙辐等来谒。余曰：君等深知其封乎？顾何以迁於汴。梁生曰：生等之祖祥钦实谢姓，因赘梁故遂以梁，然生等不敢忘其为谢也。但以棣名庠序，不敢复旧脱。子弟就试，大人其许复之乎？”
白石梁氏部分族人“脱梁返谢，改姓修谱”之事，是发生在乾隆二十九年（年）。此前，白石全部族人世代为梁姓，读书人棣名庠序，从无任何异议。如何可能在十二年前的乾隆十七年（年），大家对梁姓习以为常的情况下，在事关读书人前程的乡试关键时刻，居然不顾冒籍之嫌疑，不畏官场之威严，众多白石考生在明知官府不会同意情况下，还集体去找知府大人，要求改姓就试，实在是有悖常理。
（二）对冠名张九钧之文“序”的考证分析
文中张九钧“钦赐进士及鸿博第翰林院”的署名和所叙述的为官经历与史料、族谱的记载误差很大。
张九钧不是“钦赐进士”。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记载，张九钧是雍正十一年癸丑科（）二甲第二名进士，应该自称为“赐进士出身”。清代的“钦赐进士”与“赐进士”是有很大区别的。
清代由举人到进士，按正常的途径，须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录取后成为贡士，然后再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能具有进士的身份。但这样的进士，不会称之为“钦赐进士”。被称为“钦赐进士”的，在科场中走的是“终南捷径”。主要是指那些有很深背景，得到皇帝特殊关照，或者是会试不中而特许参加殿试；或者无须会试而直接进入殿试；或者根本不用参加考试，由皇帝直接赐给一个进士。“钦赐进士”的人数不多，在进士群体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每一位“钦赐进士”在《科场条例》、《皇帝实录》、《清史稿·选举四》等清代官方档案文献中都有详细记载。这些记载的“钦赐进士”名单中，根本没有张九钧的名字。
张九钧不是“鸿博”。鸿博，即博学鸿儒科，是清朝在正常科举考试之外，制科取士方式之一，于康熙十八年（）和乾隆元年（）曾两度举行。应试者多为资深秀才与举人，必须由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亲自荐举，统一进行殿廷考试，录取者授翰林院。张九钧于雍正十一年已（）高中进士，如何可能以进士身份，反过来冒险再去考鸿博？况且，没有任何史料与族谱记载张九钧曾是“鸿博”。
张九钧不是“翰林”。我们在史料和其家谱中也没有查到张九钧入翰林的记载。家谱记载张九钧中进士后，“分刑部贵州司主事充乾隆丙辰会试内簾掌卷官、授本部江西司主事兼实录馆篡修官”直到逝世，整个宦途没有翰林院任职的记载。
文中所描述的内容明显造假
文中说“（张九钧）余赏长督涟浜之书院，有梁生庙纲、庙育、庙纶、永昶等从余游”。经查相关史料、《湘潭张氏族谱》以及《白石谢氏族谱》，可以清晰看出，张九钧没有在涟滨书院任过职。白石的“梁生庙纲、庙育、庙纶、永昶等”不可能曾师从张九钧。
资料记载，张九钧21岁考中拔贡、30岁中举，31岁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在京官刑部郎中；出为河工道、江宁驿盐道，迁河间知府，浙江温处兵备道，以事降级；乾隆丁丑（）恢复原官，例授中宪大夫（正四品上）。他30岁之前一直刻苦攻读，不可能去涟滨书院教书；年致仕前一直奔波于官场，也不可能去涟滨书院教书。况且他的履历中，根本就没有在涟滨书院任教的丝毫记载。
而查《白石谢氏族谱》记载，庙育（-）是太学生，按清律是最高级的生员。他如果早期在涟滨书院读过书，应该是20岁左右的时间段，即年前后。而庙纲（-）、庙纶（-）、永昶（-）三人都没有考上秀才，是布衣。在清代30岁还考取不了秀才，成不了生员，就不会再在书院读书了。所以，他们三人如果在涟滨书院读过书，至少应是年之前的事。而上述时间段，张九钧正忙于仕途，如何可能“在涟滨时，与梁生庙纲、庙纶等讲明此学”？
如果张九钧真的退休后无事可做，晚年确实屈尊到涟滨书院教书，也只能是年至逝世前的年这段时间。这时，这四人都三、四十岁了，还能在涟滨书院与一、二十岁的后生一起读书吗？另外，文中所选的庙纲、庙育、庙纶、永昶四人，都是宗乾的至亲。两人是宗乾的儿子，两人是宗乾的亲侄和侄孙，目的可想而知。
另外，此二文还存在一处重大的可疑之点，就是均没有将作者的亲笔原文刊出。如果白石谢氏首修族谱，真有两位身居要职的高官显宦为之写序，那将是家族的莫大荣幸，足以光宗耀祖，岂有不将亲笔序文刊入谱中的道理？哪里还会用印刷体去替代！
乾隆两湖张氏族谱乾隆两湖张氏族谱对张九钧的记载四、《谢济世序文》的出笼是一桩精心策划的骗局
梁宗乾主修的一修族谱首卷伪造了这么多高官撰写的谱序，造假手段之拙劣，令人发指。足以说明梁宗乾绝非是一位安分守己、诚实守信、忠厚善良、敦亲睦族的仁慈长者，而是一个心术不正、刁钻促狭，喜好搬弄是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偏执激进人物。那么，梁宗乾不遗余力，疯狂造假的目的，究竟为何？这里涉及到一桩精心策划的阴谋和骗局。
白石梁氏昌杰公嫡传后裔与入赘的隆远(祥钦)公后裔之间纠纷，而引发部分隆远公后裔族人“脱梁返谢”的行动由来已久。据白石族谱记载，康熙四十一年（），白石族梁友权等人就曾经筹划运作，倡议隆远公后裔家族“脱梁返谢，改姓修谱”。但坚持传统宗法礼教思想的正义力量，阻止了梁友权等人的贸然行动。白石大部分族人仍然坚持姓梁，梁友权等人最后只好手书了一份不完整、只代表部分族人的白石谢氏家谱，也就是传说中的所谓“开来谱”，最终未能达到全族改姓、刊印修谱之目的。
乾隆二十九年（年），“脱梁返谢，改姓修谱”行动的接力棒，传到了梁宗乾的手中。他总结以前改姓修谱失败的教训，归结为没有官方力量对族内反对势力进行压制。因为当时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官本位国家。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思想意识已深入到社会的层层面面。只要官方同意，族人就会俯首帖耳，跟着行动。但是，白石祥钦(隆远)公后裔遵循祖训，信守承诺，忠实传承梁家香火已达余年。现在要求违背祖训，放弃承诺，改姓修谱，谈何容易。而且，一直奉行儒学，倡导礼仪的清朝政府，是肯定不会支持这种背信弃义行为的。
于是，梁宗乾想到了二十多年前曾在湖南做过道台，闻名天下，并且已死去九年的谢济世。用他的名义，拉大旗作虎皮，为自己撑腰，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一是谢济世姓谢，攀附谢济世为本家，宣传谢济世支持改姓归宗，对那些不了解白石梁氏族史的人来看，是顺理成章，无可非议的。二是谢济世己去世近十年，可以任意造假作伪，别人已没有办法去找本人查证核实了。
于是，梁宗乾便精心策划了这个骗局，杜撰自己是长沙教授段海生的得意门生；二十三年前的乾隆六年，由段海生引导，拜访了监察御史谢济世；谢济世不但支持他改姓修谱，为他题词写序，而且还亲笔批写了“各归本宗”的还宗文书。同时聘请制假高手，模仿谢济世笔迹，伪造了这篇序文。为了使这篇假文更逼真、更有说服力，又伪造了吕肃高、张九钧撰写的序文做陪衬，与之配套呼应，然后四处串联，大肆进行宣传鼓动。
由于当时梁宗乾所掌握的谢济世、段海生、吕肃高、张九钧的资料非常有限，加之历史人文知识贫乏，所编造的伪文才如此前后矛盾、破绽百出。尽管如此，在信息闭塞，科技落后的过去，仍然还是很少有人识破，终于糊弄住了众多本分老实的族人，达到了他“脱梁返谢，改姓修谱”的目的。但是，在科技发达、信息畅通，历史资料查询便捷的今天，梁宗乾所炮制的假货如同埋在雪中的尸首，初春的阳光一照，很快大白于天下，便成了一桩永遭后人耻笑的百世丑闻。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正是由于梁宗乾等人的狭隘偏执，缺乏理智的愚蠢不义行为，埋下祸根，遗留无穷后患。为此，多年来，观山、洞上与白石三族兄弟之间的亲情被割断，和睦平静生活被打乱，冲突频发，爭端不止；也使隆远公子孙后裔一直背负着无比沉重的精神枷锁和背信弃义的千古骂名。
附件1：白石谢氏一修谱中署名谢济世的亲笔《序文》
辛酉（年）首夏，余解湖南监察副使，分司长宝，任治载归，解缆湘谭文昌阁下，有舟泛江来，载酒庖羔，叩船请见，则知长沙教授段君海生也，段君则携其门生，湘乡梁子宗乾以进，余延之舟中，曰：君归久矣，今乃得见，君顾梁子见余，则有说乎？段君曰：某之见公为梁子也，梁之见公为公也，公知梁之非梁乎？余怪之，段君曰：梁子之梁即公之谢也，梁子祖祥钦公，婿于梁，梁苦赋繁，则固留祥钦，承其户籍差赋，田宅园林之事，祥钦之谢，遂以梁祥钦，则必使子孙勿忘谢也，越数十世，而公适宦兹土，故梁子久欲见公，而又不敢见公，而今又不能不见公也，余亟询梁子谱系，世近则与余先人南来之派同，余喜曰：有是哉，梁子之为谢乎，梁子曰：粤之与楚不隔耳，山起岷床达黔岭，由斗门入全桂，粤之澳区焉，由衡岳至邵陵龙山湘邑，负岳之阳也，水出大庾而分南为漓入粤，北为湘入长沙，犹公先之与吾先欤，顾公以不世才，为宗宠生,则局促愧负公耳，今生族有，事于宗祠，且将修其家乘，愿公锡祠颜，且为之序，余惟古者因生赐姓，因姓命氏，吾谢火纪之传也，黄帝之子得姓十四，周之同姓国五十，由此言之，凡人之同所自出，虽氏族别，不可如胡之越，秦之越也，况姓之同，世之近者乎，且余自通籍来，坎禀磥砢，颠质逋窜于荒碛莽沙之墟数矣，尤不敢有所舛侧，以羞吾宗，况于今其又敢忘乎，梁子勉乎哉，如余者何足为梁子道，因题祠额曰：[南封世惕]，并以吾言以遗之，弁其乘之端，梁子归，以示吾宗之谢而梁者，且使即以是告段君，答段君之命也。
赐进士第翰林院编修特授湖南监察副使分司长宝道粤西嗣宗济世撰。
附件2：《常宁县志.海生严生合传》
――《常宁县志·人物传》《同治常宁志-段海生传》
海生字涵川号清湘行囗康熙乙亥生长余岁余先君子极器重之从兄雨山先生文章品谊为一时冠公正少所许可独赏识兄自離经以至大成背两兄教也癸己与余同补弟子员丙午食餼旋登贤书越庚戍成进士例得邑令以亲老姪幼请改教職归补长沙府教授讲学论文士林倾之乾隆元年驰封祖父母及父母寻病卒兄幼聪颖涉猎经史过目辄不遗忘然嗜酒造饮辄醉兼善睡以十囗时许计其肆力于学者不过十之三也而已绩文至千余首子名秀聪慧可继书香——弟极生書
段海生逝世时间考证
《常宁县志.海生严生合传》中清晰记载：“海生字涵川，康熙乙亥（）生....;癸己（）与余同补弟子员;丙午（）食饩，旋登贤书;越庚戍（）成进士;乾隆元年（），貤封祖父母及父母，寻病卒。……子名秀，聪慧，可继书香。”
这是其堂弟段极生专门为段海生撰写的人物传。我们之所以根据此文，认定段海生死于乾隆元年，有以下依据：
1、古文“人物传”通常省略主语。文言文惜字如金，“人物传”通常在文章开始介绍了主人公的人名后，后面便省略主语，不再重复。后面文中出现的某时间发生的事件，主语就是主人公。从此文的上下文连贯阅读，可明确看出“乾隆元年（），貤封祖父母及父母，寻病卒。”省略的主语就是段海生。
2、人物传一定会有主人公生卒记载。此文既然是人物传，一定会清晰地写出主人公的生卒时间。此文中除了“乾隆元年”外，还能找到第二个记载死亡的时间吗？
3、符合人物传的写法顺序。人物传通常要介绍主人公的生卒、履历、人品、功绩、妻儿后代等情况。此文写到“乾隆元年”后，履历介绍便停止了，之后便转为叙述他的人品、家庭情况。这说明乾隆元年之后，他的生命便停止了。如果段海生真是死于乾隆33年（），那么这此后的32年履历为何毫无记载？
4、与《嘉庆常宁通志》记载相吻合。据《嘉庆常宁通志》记载，段海生除任长沙教授外，再没有当过任何官职。后来，（段海生）“毁成足疾，因吟曰，一日艮其趾，连年巽在床，将卒。遗子秀”。这与其堂弟段极生所撰人物传的记载是一致的。说明段海生晚年患足疾，病重在床。他深知自己顽疾疴症，无法治愈，于“乾隆元年（），貤封祖父母及父母，寻病卒。”即请求朝廷，将自己所應得的爵位名號,改授與祖父母及父母；此后不久，便病故。
另外，文中的“遗子秀”也与段极生记载相符。据《段氏家谱》记载，其子秀生于雍正甲寅（）。段海生乾隆元年（）逝世时年方二岁，故称“遗子”。段海生逝世时，年仅41岁，正值英年，却仅遗一子。如果他真是死于乾隆33年（），其后几十年岂能再无生养？他的儿子秀（-）都34岁了，孙子都五岁了，有这样称呼“遗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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