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州
楚南舜文化前些天在其发文《汉初期为纪念舜帝而在全州县地设立的零陵县管辖范围有多大？》中又谣言惑众称：“舜帝葬九疑是为零陵。秦始皇和汉武帝为纪念舜帝葬全州九疑山相继在今全州县地设立了零陵县。”楚南舜文化利用《广西通志》《永州历史大事记》《全州县志》等没有经过考证的史料来欺骗不明真相的网友：“秦始皇二十六年（前）实行郡县制，设长沙郡，在今全州置零陵县，县治在全州西南78里处。以上史料记载秦始皇和汉武帝在今全州县地设立了零陵县。”此言切不可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广西通志》《永州历史大事记》《全州县志》等史籍在编纂时，由于史料严重不足，对广西零陵县究竟是秦朝还是汉朝设置的、县治在全州咸水乡（西南78里处）还是在兴安界首镇城子山、置县原因是为纪念舜帝还是别的原因考究不深，造成误解、误读。二十一世纪初，经过广西考古队考古工作者多次对广西兴安、全州、灌县多处古遗迹进行考古发掘，证明古零陵县在广西存在时间是汉武帝之后，非秦始皇时期；县治在兴安界首镇城子山、并不在全州咸水乡（西南78里处）；置零陵县的原因并非是为纪念舜帝“葬在全州‘九疑山’（全州没有九疑山，笔者注），而是因为南越王赵佗称帝叛乱西迁而来。
一、广西没有秦始皇时期设置的零陵县。年广西方志馆研究员若谷先生在《广西地方志》第1期刊文《广西历史并未见有秦县零陵》称：近年新编《广西通志》及《全州县志》，一反旧志又不作辨白，即判定广西最早设县为秦代零陵。未免过于草率。考订某些辞书图籍虽涉有秦县零陵之说，而证据很不足。证诸建国后的考古资料：楚国鄂君启节，马王堆汉初长沙国地图、秦汉现存封妮玺印、兴安古秦城的试据，全州古城址的调查，均未发现有秦县零陵的印迹。
在文献资料奇缺的情况下，考古资料当是重要的实证补充和修正。建国后，湖南、广西相继出土秦汉时期的遗址、墓葬及文物，居然无一件能证实广西有秦县零陵的存在，反而否定其存在的资料越来越多。
1、楚鄂君启金节的出土，说明今湘桂走廊于战国末以后，最繁荣的城市是洮阳，而不是零陵。
年于安徽省寿县出土楚怀王六年（前年），颁发给鄂君启经商的通行金制苻节，共四件，包括水陆主要线路其中舟节的铭文中云：“迠江，内湘，庚喋，庚邶阳。”“迠”是逆流而上，“内湘”指进入湘江，“庚”意为经过的路，“喋”据考为令湖南铜官镇。“邶阳”即洮阳城、在今全州北湘江边。可见洮阳在秦灭楚以前就是通往岭南的重要商业城市，汉高祖十一年(前16年)，刘邦追击淮南王黥布，派别将于洮水南北大败布军、胡三省注《通鉴》云，洮水南北即洮阳附近。(见《史记·高祖本纪》)。
元朔五年（前年），汉封长沙王发之子狩燕为洮阳侯，洮阳一度成为侯国。（见《史记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洮阳为县一直延续到隋开皇十年(年)，才废入湘源县。若秦于洮阳南湘江边立有个超万户的零陵剧县，为何鄂君启节的入湘路线只点到洮阳而止？按《汉书·地理志》载，洮阳南的零陵郡（郡治今零陵县），于汉元鼎六年（前年）才置，东汉末郡治即移到了泉陵（今湖南零陵），原零陵县称小零陵，怎比得上洮阳的名气？
2、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初长沙国地形图，于今湘桂走廊处绘画的县城，只有洮阳和观阳两座而无零陵。
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长沙国汉文帝时地形图，绘画长沙国南境边郡桂阳郡的八个县，除桂阳南平二县外，其余六县于汉武帝平南越后属零陵郡、在今广西境内的为洮阳及观阳。该墓下葬时间为汉文帝十二年（前年），地图绘制时间会更前。据《水经注·耒水》，桂阳郡是高帝二年（前年）分长沙置，五年（前年）属长沙国，是楚汉相争时诸侯王国立的南边郡。考长沙国与南越赵佗之间相互边防攻守，主要在高后时期，地形图反映的当属那时实况.地形图表明，直到汉文帝十二年，尚无零陵县，更不说是超万户的剧县了。洮阳县于元鼎六年（前年)立零陵郡时属零陵郡，观阳县《汉书·地理志》及《后汉书·郡国志》无载，到《晋书·地理志》才有，《宋书·州郡县》说吴立。估计观阳县已于元鼎六年立零陵郡时废入零陵县，到孙吴时再从零陵县析出。
汉初的观阳县有无可能先于零陵郡改为零陵县？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于永州目中引应劭注《汉书·长沙王发传》云：“景帝后二年先于武帝元鼎六年32年，已有零陵之号，恐未为郡之时已有零陵县之名耳，当考。”按汉末应劭水《汉书集解音义》曰：“景帝后二年诸王来朝，有诏更前称寿歌舞。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阳益焉。”景帝后二年即公元前年，即使这时观阳县已改成零陵县，并被划归长沙国，但与是否秦县无涉。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灌阳县志》，把建置沿革推至汉初，编者态度是严谨的。
3、近年出土的秦代封坭及西汉玺印，尚未发现有零陵县的名号，只有汉景帝时的“洮阳令印”。
90年代西安大规模出土秦代封坭，是继秦兵马俑秦简木牍后的一大发现。封坭是古代缄封简牍钤印章以防私拆的信验物、其中有关秦县的共40方、有9方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并未绘出，封坭中尚未发现有今广西境的县，（见《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年1月秦代封坭文)。近年又出土不少西汉时期的古玺印、据《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上海书店年版)载录，出土的西汉玺印中、涉及今广西境的县官印有“洮阳长印”、“洮阳令印”、“广信令印”、“镡成令印”。
“洮阳长印”及“洮阳令印”均为滑石印，笔画纤细瘦劲、全用单刀刻成、年于长沙杨家山6号汉慕出土。同墓出土还有四鼎及玉印“苏郢”、“苏将军印”，属汉景帝时（前一年）墓葬。说明汉景帝时洮阳县已发展为万户以上的大县、由县长升为县令的苏郢将军、是个地位较高的边防重臣，陪葬品共用四鼎（四套鼎）、比当时临湘县令（长沙国都所在县)多一鼎。若此，湘桂走廊即使于景帝时多了个由观阳县改名的零陵县，也不可能再超万户了。
4、建国后经实地考古调查，今全州、灌阳、兴安三县地尚未发现秦县城址、能确定为西汉初县城遗址的两处，即古洮阳城及古观阳城，均列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洮阳县古城址、在今全州北15公里永岁乡梅潭村后山岗（旧名改州滩），东为湘江，西南小河即洮水入湘处，分内外城、尚存板筑城墙一段。观阳县古城址在今灌阳县新街乡湘溪村雀儿山前，位湘水支流灌江岸、座北朝南，城墙夯筑，范围尚存，遗物较多。除此，今全州县境还有隋唐至五代的湘源县古城址，在城郊乡柘桥村，城墙尚残存，为县文物保护单位。今全州县城则是五代后周显德三年(年)起才建的州城，唯独汉代零陵县城的故址，至今还弄不清楚。年5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州县志》，在今凤凰乡和平村湘江南面，发现有古城遗址，残存城墙2一5米、城墙基脚19米，编者说：“疑为古零陵郡城待考。”
按史籍载：零陵县城（西汉为郡城）从汉元鼎六年（前年）至隋开皇十年(年)，共存在达七百年之久，其位置也续有记载。《水经注湘水》云：“东北过零陵县东。”而和平村古城遗址却湘水过零陵县西北。”《旧唐书·地理志》云：“故城在今（湘源）县南78里.”《后汉书·度尚传·陈球传》载，汉延熹八年(年)，荆州兵朱盖等反，合桂阳贼胡兰数万人攻零陵。“零陵下湿，编木为城，不可守备，郡中惶恐，”“贼复激流灌城、球（零陵太守陈球）辄于内因地势反决水淹贼。”如此地形与如今和平村遗址较有出入。台湾学者王恢是全州人，他认为湘江作二县分水，东为零陵县城西为洮阳县城（见《广西文献》年11月号王文)。这同史籍所载亦有出入。
汉零陵县城如今尚难确定，所谓“秦县零陵城”那就更渺茫了。其实，真正的秦城及其墓葬，在广西至今还未有发现。传说的兴安县溶江戍兵的秦城，唐以前史籍仅称越城、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起始称秦城。此城遗址共有四处，经多次调查均未发现秦代遗物，保存最好的七里圩王城遗址三百多平方米，近年进行科学测绘、勘探和发掘，从其建筑形式及出土器物显示，年代属两汉时期，约建于西汉中期，东汉加筑一次，到魏晋时废弃。（见年第11期《考古》）要弄清广西的秦汉城，尚待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广西历史上的汉置零陵县县治在兴安界首，并非在全州咸水乡。无独有偶。原广西考古队副队长、广西文物工作队研究员李珍，曾多次参加全州、兴安、灌县古遗迹的考古和发掘。他于年在《广西民族研究》（第2期、总第76期）发表了《汉代零陵县治考》研究文章。他的研究成果表明：广西历史上的零陵县是汉代设置的，非秦始皇时期的零陵县。且县治在兴安界首城子山，非在全州西南78里处的咸水乡。
零陵县是古代湘桂走廊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县份，但其县是秦县还是汉县、其治所在什么地方，长期以来模不清。李珍先生根据史书记载，结合考古发现，通过综合对比研究，认为广西古零陵县是汉县，位于兴安县北界首的城子山古城址就是汉代零陵县治的所在地。
《水经注》十分明确地记载了汉挑阳县（洮阳）与零陵县的地理方位，“湘水出零陵始安县阳海山，……东北过零陵县东，……又东北迳观阳县与观水合。…又东北过挑阳县东。”湘水从南往北流，观水与湘水汇合之处即今全州县城，因而洮阳故城在全州县北，零陵故城在其南面的看法应是正确的。其实宋欧阳在他的《舆地广记》中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汉欧阳忞与零陵故治的详细位置：“零陵故城在今县（清湘县，今全州）南，挑阳（洮阳）故城在县西北。”
在辨明了汉零陵县治的方位之后，故城之所在就好确定。《汉书·地理志》载：“零陵，阳海山，湘水所出，北至……入江……。又有漓水，东南至广信入郁林…。”从这段记载看，零陵县境内有湘、漓二水，现今能兼有二水的只有兴安县。另据《水经注》所载，湘水流经的首县就是零陵县。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所标示的汉零陵县治的位置在全州县与兴安县之间，约在今全州南部的咸水乡和兴安县界首镇附近。
因此，零陵县治在兴安县的可能性最大。兴安县地处岭南北交界处、古代岭南地区与中原往来的交通要道——湘桂走廊之上，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考古发现所知，兴安县境内现有秦汉城址多处。在县城西南约二十公里有著名的秦城城址，但在漓水边，显然不可能是汉零陵县城。另在兴安与全州交界处一带发现两座古城址：建安城址和城子山古城址。
建安城址位于全州县凤凰乡和平村西南约米、湘江的东岸。城址平面呈方形，边长米，面积平方米。四周城墙用泥土夯筑而成，现保存较好；残高2~4、厚5~10米。城四角有较明显的角楼建筑遗迹，南、北面各开城门。城外四周有宽约1米的护城濠。城内地势平坦，地表和城墙断面处可采集到绳纹筒瓦片，细方格纹陶片及云雷纹残瓦当等汉代遗物。
城子山古城位于兴安县界首镇城东村城子山屯北侧。城址东临湘江，距湘江最近约30米，南面紧靠城子山屯，西南被一条称为沙江的小溪所环绕，北为平坦的田地。城址平面呈为长方形、南北向，南北长约米，东西宽约米。城墙为黄土夯筑而成，今四周尚可见其痕迹，其中西、南城垣最为清晰，保存较好；东城垣只存南段长约余米；北城坦被毁严重，仅存西端和中部一小段。城墙现存高1~3米，厚5~10米。城址四角较高、墙体宽厚，可能原建有防御性的楼橹建筑。城西、北墙有缺口，可能为城门。城内地势较为平坦，不见明显的夯土台基，现已全部辟为稻田。西垣外可见一道宽约12米的护城濠，东垣外也可见到城濠痕迹，南、北护城不见。在城址内采集到大量的绳纹瓦片。
从考古发现看，建安城址和城子山城址在筑城形式和方法上都具有汉代城址的特点，所采集到的遗物也为汉晋时期，其建筑年代在汉代是没有问题的，应是两座汉代城址。但建安古城的规模较小，作为县治的可能性不大，更不可能为郡治所在地，其性质可能是一处军事城堡；而且湘江流经城址的西面，这与《水经注》所载的湘江从零陵县东流过不符，因此建安古城址不是汉零陵县治。
城子山古城从所处的方位可以看出与史书记载基本相符。《水经注》：“湘水出零陵始安县阳海山，……又东北过零陵县东。越城峤水南出越城之峤，峤即五岭之西岭也，秦置五岭之成是其一焉，北至零陵县下注湘水。”湘水即今湘江，正好往东北流经城子山城址的东面。另据唐兆民先生考证，越城峤水注入湘水之处距离零陵县治是很近的。越城峤水在今兴安县城附近，而城子山城址离县城也只有20余里。再与《旧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的相对照，“属故城在今县（今全州）南七十八里。”城子山古城距全州县城直线距离约80余里，与《旧唐书》所说的略有出入，但唐代的计量标准与现在的也略有差别，唐代一里合尺，每尺以30厘米计算，每里合厘米，大于今市里，因此，《旧唐书》中所记的距离与现在的实际距离是基本吻合的。
汉代，在零陵县的邻近地区还设立有挑阳（洮阳）、始安、观阳、营道、营浦、冷道、泉陵、封阳、临贺等县，大部分县治经考古调查已确证了城址之所在。从考古资料可知，城子山古城址在形状、规模、建筑方法上与其它汉代城址基本相同。如城墙均用纯净的黄土夯筑，墙体宽厚，城的四角都建有高大的防御性楼橹建筑等；城址平面多为长方形或方形，长、宽多在米左右，如观阳城长约米，宽米；封阳城长米，宽米；临贺城长米，宽米。与这些县城相比，城子山古城的规模略大，长米，宽米，这正好说明它是汉代零陵县城。因为，零陵在西汉时是郡县同治，既是零陵县治又是零陵郡城所在地，它比一般县城略大是可以理解的。
墓葬区是城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全国各地普遍盛行厚葬之风，因此古城址周围往往有数量众多的墓葬。零陵长时间作为郡、县治所在地，其周围也存在大量的古代墓葬。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调查，在城子山古城址附近发现多处墓葬群。墓群分布范围北到全州县绍水镇的沿河村，南至兴安县湘漓乡的洲上村，西到全州咸水乡双藻田，东至全州凤凰乡石子桥村。在此范围内有界首、毛屋拉、渔江、双河、洲上、双藻田、龙尾巴岭、沿河、风凰嘴、大梅子坳、十份山等墓群。
年在兴安界首镇百里村附近清理了一座东晋墓，墓为凸字形砖室墓，分甬道和墓室两部分，通长5.55米；墓砖上印有几何形图案花纹，部分还有“永和十一年太岁乙卯文”、“升平四年七月三日文”等铭文。出土有陶壶、碗、银手镯等随葬品。年在全州凤凰嘴古墓群清理东汉墓1座，出土有铜镜、银戒指、银镯、铁剪刀、铁环首刀、玛瑙珠、琉璃珠、陶罐、陶釜、陶钵等器物。年广西文物工作队对界首古墓群进行了正式发掘，共发掘墓葬6座，其中土坑墓1座，砖室墓5座。出土了陶灶、陶釜、陶罐、陶、陶虎子、青瓷碗、铜釜、铁锯、铁削等随葬品，时代为东汉至东晋。
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的周围也成为人口聚居最密集的地区。因此，古城址附近常保存有人类生产、生活所留下的遗迹和遗物。在城子山古城址西南约1.5公里的城东村狮子山屯西渠口山，还发现一处汉代窑址，东临湘江约30米，窑区范围长宽约米，面积平方米，现可见马蹄形窑室四处，直径约4米，堆积厚约1米。从地面和窑炉中可以见到绳纹板、筒瓦片，陶罐、碗、壶、碾轮等残陶器具及少量几何纹砖等，这些器物与城址和基葬中所出的相同，应与城址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证明城子山古城是汉零陵城的一个很好的佐证。
综上所述，城子山古城址就是汉零陵县治所在地。从文献资料看，较早的史书中所记载的汉零陵县治的方位是正确的，只是明清以后有的史书中才将方位搞错，与挑阳县治混为一谈。零陵县从汉武帝置县始，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曾为国家的统一和岭南社会的安定起了一定的作用。随着中央王朝对岭南地区的统治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政治重心的南移，零陵县也逐渐走向了衰落而撤消其县级建制，故城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三、广西置汉零陵县的原因并非是为纪念舜帝，更不是因为“葬在全州‘九疑山’（全州没有九疑山，笔者注），而是因为南越王赵佗称帝叛乱西迁而来。零陵是舜帝的尊称。上古时期，舜帝晚年活动于宁远九疑山一带，崩于苍梧之野，葬于九疑山，从此舜帝晚年活动地、崩葬地的宁远九疑山又称零陵。零陵这一地名最初就是指九疑山舜帝的陵墓。因此，“零陵”之名最早出现在宁远九疑山，是为纪念舜葬宁远九疑山而出现的。
随着大量文物和研究成果的出现，已表明郡县制并非秦始皇首创，秦始皇的郡县制仿照楚国而为，秦国兼并楚国以前，楚国其下早就有黔中、苍梧等郡级机构；黔中之下有酆阳，苍梧之下有零陵等县级机构，零陵县治所在今宁远县的大阳溪附近，也有人认为在今道县与宁远交界处（古代宁远道县均属泠道县或营道县辖）。零陵由山名第一次变为行政区域名，辖地为衡山以南的五岭地区，相当于现在的湖南衡阳市、郴州市、永州市、邵阳市，广西的梧州市、贺州市、桂林市，广东的清远市、韶关市北部等地。同理，楚国设置“零陵县”之名就是为了纪念舜葬宁远九疑山。
秦始皇征服岭南越族以后，征发了几十万中原居民到岭南一带定居。当时的零陵县包括现在的永州市的南面各县，也在移民定居之列。这些中原移民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与当地人民掌握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相结合，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加快了境内各民族的融合。秦灭楚后，秦随楚制，此时依然是苍梧郡零陵县。秦始皇统一南越后并洞庭郡苍梧郡为长沙郡，零陵县转属长沙郡。大约成书于秦末的《山海经》记录了“舜葬于长沙零陵界中”，唐朝江南第一状元李郃的《九疑山赋》也记载了“零陵舂陵，分于秦之后，汉之前”，证明此时的零陵县依然在今永州宁远县的大阳溪附近。
刘邦击败项羽建立汉朝，封番君吴芮为长沙王，零陵县属长沙国。刘邦死后吕太后当政，由于采取了一些过激的政策，导致南越王赵佗反叛，从而导致汉王朝的南部危机，而这次危机发生的地点主要是今郴州和永州。这次危机造成的最大不良后果是给永州的历史带来了断层现象。公元前年，南越王赵佗去王称帝，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打临近的长沙国。
在这次战争中，作为战争前沿的零陵县被迫向西迁移至“观阳县”，县治在在今广西灌阳县水车乡附近（长沙马王堆古地图标注）。等赵佗之乱平息后，在观阳的零陵县进一步西迁至今广西兴安界首镇城子山（不能回迁宁远大阳溪一带的原因是，收复的土地从长沙国里被剥离出来新设立成了桂阳郡，而“零陵县或观阳县”却属于长沙国），此后“零陵县”县治一直在今广西兴安界首镇城子山约多年。据广西考古权威也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蒋廷瑜先生发文称，广西建国后多次组织考古队对全州、兴安、灌阳三地进行考古发掘，均未见有秦朝零陵遗址存在，考古发现的瓷璧断瓦均为汉代遗物。这充分说明，零陵县存在于广西，不管是在兴安也好，在灌阳也罢，均为汉初之后的零陵县，且全州大部是属于洮阳县管辖的。
汉朝征服南越王赵佗以后，为了加强对南越地区的统治，随即在这一带建立起西汉中央政府领导的地方政权。元鼎六年（公元前年）置零陵郡，郡治设在零陵县（今广西兴安界首城子山）。零陵作为郡级行政区域名称始于此，以后一直没有间断，距今已有2多年历史。
全州
楚南舜文化为了证实全州有“九疑山”“舜葬全州”，又拿《广西通志》《永州历史大事记》《全州县志》等史籍因史料不足、考究不深，造成误解来迷惑、误导网民，其阴谋是不会得逞的。二十一世纪以后，通过权威专家和学者的广泛深入地研究和考古新发现，充分证明广西没有秦县零陵，零陵县出现在广西地区最早是汉朝设置的；且汉置的零陵县治在兴安县界首镇城子山并非在全州咸水乡（西南78里处）；置县原因是因为南越王赵佗反叛并非是为了纪念舜帝。总之，全州没有“九疑山”，舜葬宁远九疑山已是千古共识和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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